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城市治理也因此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探索并形成了丰富且宝贵的城市治理实践经验，为建设适应国情、符合时代的城市治理道路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学界已经发现，西方语境中的城市治理难以适应中国国情，中国城市治理的目标、方法必定要有所不同。要解析这种不同，就要追溯中国共产党构想、探索并实践城市治理的起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整合城市社会的城市治理构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论述，并根据这些论述，对中国城市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合理的城乡关系对于城市和乡村发展皆无益处，而这种城乡关系从根本上源于帝国主义借由城市实现的侵略。打破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推动城市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治理石家庄等城市的实践为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教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治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城市治理的构想与实践，发展工业始终居于中心位置，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然而，当时中国实现现代化与工业化仍面临一些阻碍，扫清阻碍需要建立直达基层的政权体系，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为革命需要而在基层广泛建立的政权组织符合了这一要求，为1949年后整合城市社会创造了蓝本。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承担起缔造民族国家的任务，这赋予了国家在城市治理中的突出地位，也使中国的城市治理道路从萌芽时期就具备了与西方不同的特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以“生产城市”为目标，在国家主导下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建设平等的城市空间。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将“生产城市”设定为城市治理的总目标，要求城市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人民群众服务。城市治理的第一步是整合城市社会。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在城市解散或收编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建立起由国家主导的严密组织体系。居民被编入各个单位，由“个体人”变为“单位人”。城市社会的整合意味着国家有能力大规模调用社会资源以服务于工业化目标。发动群众成为开展大规模社会运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宝”，有效地弥补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资源的缺乏。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也反映在此时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治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构建能有效改善人民生活境遇、促进平等的城市空间。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治理城市中的落后地区，通过自来水、煤气、公共交通等服务的普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从这一角度讲，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思路在城市治理探索的初期就已经显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工业为旨归治理城市，相应地整合城市社会，动用社会力量完成现代化目标，成功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治理中的民生、平等理想也是应对城市治理现代化中两极分化趋势的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城市的多种功能与重要意义出发，推动建立激发城市活力、适应改革开放的城市治理制度。以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为起点，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逐渐得到重视与发挥，以工业为核心功能、人为压制城市发展以消灭城乡差别的做法被放弃。同时，大力兴修住房、改善城市环境以满足民生需要。中国共产党以经济特区和部分沿海城市为试点，在土地、金融、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尝试激发城市活力。1984年，中国共产党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适时指出了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求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调整城市政府的职能。和前三十年的城市治理相比，政企分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将城市从条块分割、封闭式的经济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个人进一步从“单位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变。为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中国共产党开始以上海等地为试点开展城镇体系规划，从区域高度规划、治理各个城市。以城市为依托的区域经济竞争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经济奇迹创造了条件。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也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其中，城市间的竞争涉及城市财政与市政管理、产业基础等领域，这对城市治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也激发了城市社会群体的力量，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得到全面恢复和完善。非政府组织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的出现促使城市治理协调好各主体间关系。中国共产党依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把“三位一体”的布局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同时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折、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反思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新背景下探索城市治理的目标、手段，为城市活力和社会力量“松绑”，为城市参与市场经济、国际竞争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城市也为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城市竞争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处理好各种社会组织间的关系、解决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城市治理探索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新型城镇化”为指导，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进入新阶段，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新在将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作为基本原则，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为了实现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镇化绿色发展。城市发展的现实呼唤着治理模式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通过城镇化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等有关会议和文件对新时代的城市治理作了周密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