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借此机会，我们从具体的改革开放事物中超脱出来，回顾来路，肯定成绩，展望未来，以相对超然的姿态反思改革开放背后的理念、路径等形而上的内容，推动思想大碰撞。
我国已初步建立
现代金融体系框架
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价格的自由化探索着一条更加谨慎和渐进的务实道路。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出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适应我国国情的、以机构和分业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和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货币调控体系，初步搭建了宏观金融风险防范和应对体系。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体系中逐步分离，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并沿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起来的，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增加，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对市场、金融认识不断深化，在“自下而上”的“市场探索、政府认可”和“自上而下”的“局部试点、政策推广”两条路径交互尝试中，在“市场、监管、调控”三者矛盾中平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下交错推进的。
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我国实现财政和金融（人民银行）的分离，然后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离，实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将政策性银行独立出来，逐步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姓资”“姓社”的争议中，我国以试验的心态搭建起独特的“为国有企业融资”、散户为主的股票市场，以至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在资本市场发展问题上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缺陷”。
在“先机构还是先市场”的争论中，随着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增多，开始了建设金融市场的反复探索，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银行间拆借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并推动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各类中介机构，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与“综合经营、综合监管”的讨论中，我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都暗合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逻辑。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逐步分离出各类专业机构分业经营后，又在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金融集团综合经营，除持有多个金融机构股权实现混业经营，还在业务上交叉融合，如在资产管理领域相互交织，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领域更是混业经营。监管部门也从中央银行一家逐步演化为“一行三会”，并再次改为“一行两会”，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间的统筹协调。
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价格的自由化探索着一条更加谨慎和渐进的务实道路。我国充分吸取经济改革开放中积累的“以开放促改革”、价格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等的经验教训，吸取国际上金融开放过程中曾出现的风险教训，按照“先内后外，先外币后本币，先机构后个人”等原则，与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地逐步对外放开金融服务业，在资质和规模双重审核的管道中渐近放开跨境资金流动，并让人民币国际化优先推进，保持着充足的外汇储备。我们在充分评估国内外环境并做好配套措施的情况下，按照既定原则和步骤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股票发行价格、债券发行利率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减少直至放弃对保险费率和证券交易佣金等直接的行政管制。
总之，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出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适应我国国情的、以机构和分业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和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货币调控体系，初步搭建了宏观金融风险防范和应对体系。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不足
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提供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如何以恰当的制度设计重新凝聚社会信任，是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长期挑战。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在深刻影响金融生态和供给形式，金融发展面临以新的底层技术、组织形式和基础设施进行重构的过程。金融运行的表外化、影子化、“去机构化”，随着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增多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涉及到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在开放情境下的金融管理、宏观调控等问题，都给我国金融发展提出了众多新的命题，对现有金融管理框架带来了新的挑战。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体系已初步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很好地适应了相对粗放的追赶型经济增长模式，但远非完善，今后将转向“好不好”和“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这既存在金融体系的发展适不适应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需求，也存在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适不适应金融实践，尤其是适应微观主体自主成长带来的挑战的问题。从稳健、高效、包容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来看，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从现象层面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层割裂，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供给间的割裂；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微观治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间的割裂；金融的功能定位与金融的能力培育间的割裂。金融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尤其是在普惠、科技和绿色金融方面。在结果上，金融体系还没有发挥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近年来更是近50%的信用扩张是由房地产信贷实现的，经济的宏观投入产出率不断下降，资金在金融内部循环，金融杠杆率不断攀升。金融体系承接了大量财政功能，最终的金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货币化”和“财政化”。行业发展、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股东、经营管理的职能相互交织，影子银行和准金融体系快速膨胀，金融监管存在大量空白、重叠和不一致的地方，风险点、风险管理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尚未合理配置。
从金融运行的基础看，我国尚未建立起市场化的金融运行逻辑。金融的本质是基于“信任”的合作，因此金融发展的发达程度不是简单看金融发展的规模，而是要看金融发展背后所依赖的信任基础，是来自于金融体系外的“资本”、“政府信用”，还是通过金融体系自身的行为和实践建立起来的“商业信任”，包括对机构、对产品，特别是对“规则”的信任。根本上还是要看金融运行是有助于强化市场共识、形成自我成长的良性循环，还是耗散现有市场信任、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不论是各类金融机构、正规金融市场还是影子金融体系，由于存在广泛的国家安全网及其漏出，“明股实债”、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等行为，将直接融资带上间接融资特性，我国金融体系的信任基础和稳定体系仍是以政府为主，尚未建立起以市场为主的信任基础和稳定体系，更缺乏必要的分层。
此外，我国金融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提供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如何以恰当的制度设计重新凝聚社会信任，是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长期挑战。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在深刻影响金融生态和供给形式，金融发展面临以新的底层技术、组织形式和基础设施进行重构的过程。金融运行的表外化、影子化、“去机构化”，随着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增多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涉及到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在开放情境下的金融管理、宏观调控等问题，都给我国金融发展提出了众多新的命题，对现有金融管理框架带来了新的挑战。
构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安全高效包容的金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