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位于公安县埠河镇的金秋科技园高标准设施葡萄基地。
曾经红红火火的监利育秧工厂风光不再，将农民、村集体、市场主体三方利益深度捆绑的公安合作社轰轰烈烈铺开——
初冬时节，江汉平原最后一季晚稻收割归仓，万顷良田散发出丰收喜悦。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穿行垄上阡陌，问农民一年收成，发现同是农业大县的监利和公安，合作社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监利的育秧工厂曾经率先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如今风光不再；公安的三个合作社盘活农业生产三大要素，很快在全县推广。
育秧工厂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三个合作社调整的是农村生产关系，两者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它们的兴衰交替对乡村振兴有何启示？我们追寻二者的发展轨迹，解读它们的现实意义。
【上篇】
曾是政府的宠儿、农民的救星、资本追捧的对象，如今风光不再——
七家育秧工厂停摆的背后
11月12日，监利县黄歇口镇大兴村，大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0多个塑料大棚“泡”在水中，合作社老板万大发与妻子在大棚里打捞浮萍。这些大棚原来都是育秧大棚，今年改成虾棚。
说起他的育秧工厂，万大发一脸沮丧：6个股东散伙，300万元投资打水漂，现在还亏欠几十万元，不得已，只好改行养虾。
曾经红红火火的育秧工厂，被视作政府的宠儿、农民的救星、资本追捧的对象，如今风光不再。“全县48家育秧工厂，已有7家停摆。”谈起育秧工厂，作为培育者，监利县政协副主席、原农业局局长李家模脸上写满惋惜。
育秧工厂解决历史难题
2010年，监利县周老嘴镇农机员周振涛在塑料大棚中试验旱育秧成功，使机插秧成为现实，打通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的技术瓶颈。次年，他在县农业局支持下筹办育秧工厂，流转大量土地建基地做示范，同时为基地之外的农民提供从育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服务。
周振涛的育秧工厂获利匪浅，在监利220万亩良田上炸了一个“响炮”。时值国家号召社会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农资老板、农技员，甚至公务员都纷纷筹资下乡建育秧工厂。到2015年，监利全县育秧工厂已达48家，社会资本总投资超过7亿元。
育秧工厂的出现，使“谁来种田”“如何种田”等历史性难题迎刃而解。
监利县委组织部干部唐华山80岁父亲在三洲镇老家种田，每年到插秧季节就打电话叫唐华山回去插秧，唐华山不胜其烦。育秧工厂出现之后，唐华山请合作社代种，不仅解放了自己，费用还低。
李家模列举育秧工厂带来的变化：
全程机械化改变农民过去种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社会资本对大规模流转土地趋之若鹜，土地流转活跃起来；有成千上万亩农田规模，育秧工厂直接向农资厂商低价团购，拉低农资价格，农民得实惠；大型烘干设备解决农民无地晒粮的尴尬；育秧工厂加工大米，注册商标，打造品牌，提升监利大米影响力、附加值。
从一颗种到一粒米，水稻种植每一个环节，育秧工厂都能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完全能做到“谷不落地，颗粒归仓”，生产力水平达到粮食生产历史高峰。
“一增一减”进退两难
从2017年起，育秧工厂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停摆的7家之外，剩下的一些开始大面积缩减土地流转规模：黄歇口镇的“女粮王”毕丽霞缩小流转规模1300亩，程集镇的金草帽合作社从4000多亩缩减到2000亩，汪桥镇的刘应文放心粮基地从1000亩缩减到300亩……
如此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何只火了几年就遇冷？
“粮价逐年下降，单纯种田亏本”。这是育秧工厂老板们得出的一致结论。
在种粮效益降低的大背景下，监利大规模推广虾稻综合种养模式，亩均纯收入3000元以上，比单纯种粮高得多。
农业结构调整吸引农民与资本注意力。更多社会资本流向虾稻田，地租涨到每平方米1元，远高于种粮地租每亩500元。农民纷纷取消与育秧工厂的流转合同，收回农田，要么自己养虾，要么转租给别人养虾。
一只虾轻松“吞并”一粒米。虾稻连作代替育秧工厂成为新的农业明星。
尽管育秧工厂种植规模缩减，但服务规模逐年增加。
以金草帽为例：机插秧服务面积，从2014年3400亩增加到2018年8100亩；给农户配送农资，从2014年100万元增加到2018年1000万元；飞机防治，从2015年2000亩增加到2018年20400亩；烘干储存粮食，从2015年300万斤增加到2018年4000万斤。
土地流转规模减少，社会服务规模增加，这“一减一增”让育秧工厂进退两难——继续经营，风险大增；完全退出，难舍那点服务薄利。
“三步走”计划落空
“一增一减”同时出现在育秧工厂身上，说明了什么？“农民拥抱先进生产力，抛弃落后生产关系。”李家模分析，流转规模减少，说明育秧工厂模式不受农民欢迎；服务规模增加，说明先进生产力还是得到农民拥护。但先进生产力不会必然增加农民利益。
李家模将育秧工厂与企业车间相提并论：生产线引进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并不会直接提升工人工资，相反会产生“挤出效应”——把工人从生产线上挤走，就像育秧工厂实现全程机械化之后把农民从生产环节上“挤走”一样。“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剥离农民主人身份，农业生产会遇到阻力。”李家模的观点在金草帽合作社得到印证：金草帽自己管的300亩基地，亩产1620斤粮食，农民代管的农田亩产1100斤，同样品种，同样方法，同样的田，只是种田人的身份不同，亩产相差500多斤。“田是他的田，谷不是他的谷，收多收少跟他无关，为减轻劳动量，农民撒肥打药时直接倒掉走人。”金草帽理事长周祖清对代管农民投机取巧无计可施。
李家模认为，发生监管失控的原因是育秧工厂没有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农民就“用脚投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必须围绕人、地、钱生产三要素，建立农民、村集体、市场主体深度联结的利益机制。”李家模说，当初做顶层设计时他为育秧工厂制订“三步走”计划——合作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合作共同体是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生产服务；利益共同体是把农民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农民得租金；命运共同体是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以主人身份参与合作社发展。育秧工厂已经完成前两步，李家模离开农业系统后，第三步再也没有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