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建党伊始，就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一百年来，干部工作取得重大理论、实践、制度创新成果：
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干部工作政策理论体系。确定了党管干部原则，明确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标准，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好干部标准提出具体要求，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培养了一支勇担历史使命的干部队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从脱贫攻坚到抗击疫情，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从廖俊波到黄文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适应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需要的领导骨干和宏大的干部队伍，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干部育选管用制度机制。围绕干部教育培训、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惩戒，以及公务员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精细，从零散到系统配套，干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仞，众流成也。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坚强有力，选人用人机制科学有效，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必定能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干部管理体制制度初步确立
我们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初创于革命战争年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的这28年，党围绕建设一支勇担救国救民历史大任的干部队伍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制度。
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建党初期，党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主要体现在对党组织领导人的产生和管理上。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干部的决定作用和枢纽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干部政策，标志着党的干部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提出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和党的七大，又提出了团结干部、爱护干部、识别干部、使用干部、教育干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并且开始出现了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在管理上的分工。1941年10月，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由军委总政治部管理外，中央与各地的干部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制度。延安时期，我们党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尤其是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结合，形成了适应当时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全新干部教育模式，培养了约百万名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党的干部工作主要是集中精力大规模调配干部，通过大量培养与提拔新干部等，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1948年10月，中央提出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计划，要求通过党校、军政学校以及其他方式，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事项的干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对执政条件下干部管理制度的积极探索
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这30年，是党对执政条件下干部管理制度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一套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管理基本制度的重要时期。
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为适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1953年11月，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这是干部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促使党的干部管理向职级定位、分门别类、科学管理干部的方向迈出重要步伐，奠定了我国党政干部管理制度的基础。1955年10月，这一制度在全国正式建立起来。
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1952年8月，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1954年12月，印发《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1956年7月，印发《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党和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制度。
注重干部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八大前夕到60年代初，党在干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从此，“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成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这一时期提出的观点还有：党要管党，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管好干部；在干部工作方面要逐步地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使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制度；要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和大力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等等。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遭到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十年，组织、人事部门陷于瘫痪，党的干部制度建设遭受严重破坏，教训十分深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全面规范整体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干部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制度逐步形成。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前后，党中央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干部工作出现了新面貌。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1979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提出，大规模地组织干部重新进行学习，计划用3—5年时间，将各地方各单位的干部普遍轮训一遍。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经过党的十二大的正式确定，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1982年，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实现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