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共百年历程有诸多启示，其中一条根本启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探索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现代化道路，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拉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实现了国家发展的伟大转折和历史性跨越。如何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合理解释？已有研究多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历史性梳理，笔者则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对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经验作出整体性回答。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对于现代化的演进，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化；二是后发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关于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理论的知名学者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给出定义：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就现代化开启和扩散的具体过程来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简言之，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这种发展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同时，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是从不同类型的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这实际上提出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化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处于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当中，有着自身的条件和基础。如果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余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80年里，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政治派别为改良、革新、“建国”而努力求索，先后酝酿和产生了洋务运动（1861～1894）、戊戌变法（1898）、清末新政（1901～1911）、辛亥革命（1911）等重大政治革新事件，其最终目标是要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然而，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资产阶级软弱性，以及近代中国转型始终没有跳出学习和简单移植西方经验的窠臼，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政治派别及其精英最终未能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进而也未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非凭空而起。新文化运动（1915～1923）启迪了民智、五四运动（1919）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无产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形成了一批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为建党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相当的组织条件。中国共产党一经建立，就宣告了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方案的诞生。这种方案便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一种超越传统、超越本国资产阶级、超越西方的全新的现代化探索。这种探索逐渐抓住了中国最大的实际、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即从农民和工人等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说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探索是为病入膏肓的中国不断寻找“良药”的过程，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要彻底砸烂一个旧社会，建造一个新中国，并为国家富强而长期奋斗。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民族自由解放、国家主权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独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在与军阀、列强的斗争中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十年里，脆弱的中华民国仍然进行着帝制复辟的倒退行径，军阀割据、列强欺凌是常态，国家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国家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国共合作以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速了国家“组织化”统一的进程。然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叛变使得这一崭新的政治进程又重新回到地方割据的状态。一个个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旧没有跳出“旧世界”的无序争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也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长征，并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抗战的大旗，坚持民族大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激发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前所未有的凸显，民众渴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强烈。奈何国民党罔顾民意，悍然挑起内战，国家统一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被搁置。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努力获得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条件。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即将获得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展望。毛泽东同志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并阐述了以工业化带动工业、农业等各领域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当时，受国际环境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苏联模式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参照苏联的经验和标准推进工业化，同时也得到苏联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种背景下，“一五”计划超额完成，新中国得以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很快影响到我国政治生活，党内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特别是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之后，党对国内外形势出现了误判，并在思想上朝着“左”的方向发展，同时，因权力高度集中而使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曲折的探索阶段。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从我出发”的立场。从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提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之问，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表述，皆体现了要从中国最迫切需要和国际环境实际出发的思想。在最困难的建设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关系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今天看来，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一些弯路，与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和创新不足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缺乏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现代化建设理论，使得这个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整体上处于不断“试错”的缓慢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