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這裡沒有故事沒有愛情”“科學就是簡單的東西”親歷者回憶中國核武器探索的崢嶸歲月
六十年前，新中國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同時還面臨著西方大國的核訛詐與核壟斷。儘管困難重重，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一批壯志報國的科學家為了祖國核事業“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面對面》採訪了原二機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參與核武器研製的科學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維新。
三位老專家都已是耄耋之年，但加入這項事業時，他們都還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
1 “核武器”三個字後面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説”的隱秘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裏，一座嶄新的辦公樓開始動工建設。這座名為“花園路3號院”的辦公樓，是為一個叫“北京九所”的機構而建。一項隱秘而偉大的事業，即將在這裡開始。
當年8月，22歲的胡思得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九所。來九所報到的當天，他見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歲的鄧稼先。
胡思得： 我們本來叫他鄧先生，他不同意。他説你不能叫我鄧先生，叫鄧主任他也不願意，怎麼辦？他説你叫我老鄧就行了。
年輕的老鄧給年輕的大學生安排的工作是，學習一本“稀缺”的俄文書，錢三強從蘇聯帶回來的《超聲速流與衝擊波》。胡思得回憶，學習是認真的，但學來學去，為什麼要學，成了大問題。一個月後，他“斗膽”向鄧稼先提出，“能不能開一個黨小組會，給我們講一講到底幹什麼？”
胡思得： 他請示了領導以後，先開黨小組會後來開了全組會，給我們講：我們要搞核武器。講完“核武器”三個字，後面講了一大堆不能跟任何人説我們是幹什麼的話，至少講了二三十分鐘。
1957年，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按照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研製原子彈，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
九所的任務就是消化這些資料。
但到了1959年6月，蘇聯致函中國，表示不會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
剛剛起步的中國原子彈研製工作，如何繼續？
2 沒有愛情故事 哪怕被餓到浮腫也沒有停止過的計算
1960年，蘇聯政府撕毀同中國簽訂的所有協定和合同，蘇聯專家帶著重要的圖紙資料撤出中國。有種悲觀的説法：中國再過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短缺影響了全國，但九所的大樓裏，哪怕被餓到浮腫，算盤和手搖計算機的劈啪作響也從來沒有停過。年輕的科研人員在鄧稼先的帶領下，緊張地進行著“九次計算”。
胡思得： 我們有幾位同志就浮腫，我們還羨慕他，因為浮腫可以發很大的藥丸，一吃以後吃飽了。當時我們的黨支部書記有一個任務，晚上十點鐘的時候一定到辦公室來看看，把浮腫的同志趕回去，但很多浮腫的同志到外面轉轉，書記一走又回來了，都是自覺自願的，沒有人要強迫你這麼幹。
記者： 美英法蘇，他們都是用什麼算出來的？
李維新： 美國為了研製原子彈研製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台計算機。我們國家真正有第一台計算機是1963年，也是我們專門用的，但是我們用的計算機跟美國計算機百萬次每秒計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為了保證精準就得靠精確計算，反復檢查。
當時，24歲的李維新和28歲的李德元是1960年剛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
李德元： 九次計算結果都跟蘇聯不符合，彭桓武先生堅持，這關不過，不能往下進行。
記者： 你覺得這樣苦不苦，單調不單調，枯燥不枯燥？
李德元： 很單調，但是心裏懷著宏大的目標。很多記者很多作家要想寫我們的故事，來找我，我就説你們不要寫，這裡面沒有故事性，沒有愛情，是很枯燥的。
3 推翻蘇聯數據 “九次計算”為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所謂“九次計算”，就是利用特徵線法解流體力學方程，模擬從啟爆到碰靶的物質運動的全過程。如果計算結果和蘇聯資料中提供的數據接近，説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彈的工作原理，只有這樣，才能開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
但是，九次計算歷時近一年，所得結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個重要數據和蘇聯專家講課時提到的技術指標不符合。
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
胡思得： 他從頭至尾把我們的數據重復算了一遍，覺得沒錯，所以他當時就提出一個懷疑，會不會蘇聯專家的數字給錯了？
記者：你們年輕人怎麼看他這個懷疑？
胡思得：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懷疑，我們要聽他後面的解釋。一個沒有搞過原子彈的人，否定原子彈專家給的數據，這談何容易？
從炸藥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藥所做的最大功，周光召利用最大功原理證明了九次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和蘇聯數據的不可能。
九次計算持續將近一年時間，反復磨礪，厚積薄發，為之後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 羅布泊騰起了蘑菇雲 辦公室研究者卻不敢歡呼
九次計算結束後，原子彈的研製加速進行。1963年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按預定計劃誕生了。鄧稼先在這份歷史性的文件上，鄭重地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