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 江丹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因“贬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被学校停课两年，引发网络热议。郑文锋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其实，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它们也确实影响了古人的实际生活。
没有纸的书写时代 纸出现之前，中国古人的书写材料或沉重，或名贵。
据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钟志云的论文《关于蔡伦及其造纸术的若干问题探讨》介绍，殷人的书写材料是乌龟的腹甲，牛或羊、猪的肩胛骨，鹿的头骨，一般每片甲骨能写50余字，多的则能写180字。那个时候，文字数量不多，人们也不会长篇叙述某个事情，而是使用直观的象形字代表简单的叙事。甲骨上的内容也不是专门的阅读材料，而多是占卜所用。“他们祭祀祖先、征伐、打猎、年岁兴歉、风雨晴雪以及疾病等，都得先占卜，占卜时在龟甲上用钻或凿做出一些孔，再将有孔处用火烤，看它的‘兆’（裂纹）来定凶吉。就在兆的附近记载某日占卜某事，文字简单，字体很小。”论文中解释。
自商至战国时代，金石成为一种重要的书写材料。人们将重要的内容铸在青铜器上，比如“奴隶主参加重大活动后获得的荣誉和地位”，或者“赏赐、赠送、交换土地的记录”等。青铜器上的这些文字，被称为铭文或者钟鼎文，那时候承载书写功能的青铜器主要是钟和鼎。那些“具有铭文的大型重鼎成为传国之宝和权力的象征”，故而也就有了“问鼎”的典故。
钟、鼎沉重，书写不便，那时候更多的内容被写在了竹简和木牍之上。它们由竹子或者杨树、柳树制成，为平滑长文字片状，写上文字后再逐片以绳编连，成为册或者策。竹的表面有一层竹青，不易用刀刻字，而且容易招来虫蛀，于是古人就将竹简先放到火上烤制处理，这道工序被称为“杀青”。后来，人们有了笔，也发现了竹青难以刻字的好处，可用来起草稿，写错什么抹去即可，定稿之后再除去竹青，这也叫“杀青”。在今天，人们依然使用“杀青”来表示一种结束，比如书
籍定稿、电影拍摄完成等。
据《关于蔡伦及其造纸术的若干问题探讨》，古人还曾使用缣帛来书写，那是一种用蚕丝制成的丝织品，但在那时候，大多数人连丝织的衣服尚且穿不起，更何况用缣帛来写字描画。
造纸术和印刷术促进了知识的下沉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后汉书·蔡伦传》中如是写道。在东汉朝廷中，蔡伦一直负责技术类工作，曾主持制造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他用树皮、鱼网、破布等为原料，将之切碎、蒸煮、打浆，将其“送入纸池加水悬浮”，然后用一种我们现在称作“帘”的工具来抄造，反复尝试后最终成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张用植物纤维造的书写用纸”。
《关于蔡伦及其造纸术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中认为，蔡伦选用树皮、麻料做原料，是一大创举，“由于树皮、麻料都属于韧皮纤维，所含的木质素和杂细胞都很少，水溶性物质较高，有机杂质易于分解溶出，便于提取纤维制浆造纸，对工艺技术和工具的要求都不高，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轻而易得，成本较低，“为大批量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对于知识的大规模传播而言，仅仅有纸这样的轻便载体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高效率的印刷技术。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知识一直被固化在某个阶层之上，其中固然有传统和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彼时根本不具备知识大规模传播的可能，书写知识的材料珍贵难得，而且记录知识单纯靠人工刀刻或者笔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东汉蔡伦发明了成本低廉的植物纤维纸，隋唐则出现了雕版印刷，到了宋代，毕昇则发明了胶泥活字排版印刷术，在印刷技术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中，知识也终于等来了大规模传播的机会。
今天，我们依然有机会学习唐诗宋词，浏览元杂曲，阅读明清小说，都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自出现和历史相遇。除了知识的流传，造纸术和印刷术也促进了知识的下沉。由于雕版印刷的局限性，唐代的知识某种意义上还是被把持在世家大族手中，但到了宋代，活字印刷的出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规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知识，与之同时出现的则是书院的出现，以及科举制一次又一次地向底层知识分子示好。
漫长的自然探索 相较于造纸术和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不“日常”，但就认识世界的过程而言，它们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两项发明，为古人探索自然、利用自然提供了辅助工具。
古人发现了磁的秘密，并从中找到了方向的法则，让礼仪行动更有秩序。《韩非子·有度》中写道：“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东汉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则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在古代的堪舆文献中，这种方向定位的工具更是频频出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王从好的论文《古代堪舆著作中关于指南针发明和应用的早期史料研究》中介绍，晋时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有这种工具的记载：“蝌蚪，虾蟆子也，一名悬针，一名玄鱼。”
成书于唐代的《管氏地理指蒙》中则写道：“磁者母之道，针者铁戕。母子之性以是感，以是通。受戕之性以是复，以是完。体轻而径，所指必端，应一气之所召。”这段材料不仅说明了指南工具的形状，而且阐明了其中的原理，即“铁针受磁石磁化”。从一把勺子，到一只蝌蚪，再到铁针，人们不断地改变着这种方形指明工具的形制，研究其中的更多原理，使之越来越精准和便捷。
上海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强忠华的论文《宋代火药应用研究》介绍，早在公元前3世纪，硝石便被发现并被当作药物，魏晋隋唐时期，“炼丹家经常将硝石与硫磺研成粉末混在一起，再加入含碳物，在反应器内加热，发现了原始火药混合物”。宋辽金夏至元，火药被广泛应用于武器制作，比如“火砲”“火枪”“火筒”等。火药为武器带来了一种远距离的杀伤力，迅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并随着军队的征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蒙古军队的大规模征伐将中国火药技术带到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之外的民间生活中，火药则被用来制作烟火爆竹，为人们的节庆礼仪制造气氛。
“四大发明”并非历史的空降之物，而是诞生在古人漫长的经验推进中。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四大发明”，都不应该抹去它对古人生活的深远影响。
